如题中的“逆世”，乃是逆乎于大乱世道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不减反增。
众所周知，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大混乱、大战乱时期，那个乱劲儿，对中国百姓造成的苦难，史上无出其右。从学者们的研究中可知，那个民国时期，那个大乱世道中，中国人口数量却出现了“逆世”增长，原因呢何在？
民国*府的医卫体制：一个糊弄人的空架子
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版《中国人口史》第六卷上，编著者侯杨方先生强调了这一奇迹的正面原因：“影响中国人口增长的正面因素”为“现代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即西医、西药传入中国，以及西方医疗、卫生制度在中国落户。
但是，这个回答显然是有漏洞的：“‘现代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即西医、西药传入中国，以及西方医疗、卫生制度在中国落户”，重点惠及的是被民国*府强力控制的少数大中城市。受惠于西医、西药的大中城市，人口极其有限，这个群体的生育率再高，也不能作为民国时期人口“逆世”增长的主力群体。而且，本卷编著者也承认，西方医疗、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医务人员在中国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人数也极少：
所以，把民国时期人口“逆世”增长的第一原因归在西医西药以及西方公共卫生制度落户中国是很偏颇的。再者，日寇侵华，首先被难的就是这些大中城市，这里的人民在日寇攻略、占领时期的非正常死亡数字，恐怕要压过西医、西药，以及西方公共卫生制度的恩赐——比如南京大屠杀，比如对重庆这样的中心城市的狂轰滥炸。
不过，这位侯先生接着强调：
问题是这“近医院”也都在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惠及作用有多大很成问题。作为一个“纯”农业的人口大国，中国农村人口的增长，才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绝对主力，只在城市里的西医西药、医院对农村人口的疾病诊疗和防疫有贡献吗？笔者绝不认同侯先生的观点，他的强调，与当时农村的缺医少药对照，绝对是一种“尴尬”。造成这样一种“尴尬”的原因在哪里？恐怕要在*府对公共卫生的重视程度上讲了。换句话，*府是不是真把惠及百姓（尤其是农村百姓）的治病、防疫当回事。
按着纸面上的文书记录，民国*府也是把百姓看病当回事的，也有相应的制度建设，比如：民国南京临时*府时期和北洋时期，在内务部下设卫生司（年曾改为卫生科，年又恢复），并制定了《内务部卫生司暂行职掌规则》，其中卫生司第3科：
中规中矩。
在北洋民国倒台后，年南京蒋记国民*府成立后，中央*府开始设置独立的卫生行*机构——卫生部，隶属行*院，主管全国卫生事务。到年4月该部改组为卫生署，其后，其隶属关系也多次变更，或属行*院，或属内*部。无论怎样的变更隶属，这个卫生署总还一直存在，总还算是蒋记民国*府中层级不低的部门。不过有这么个中央部门还办不成事情，必须有众多的地方分支机构具体而微地行使职能，才能把*府在医卫事业上的投入惠及百姓。那么，蒋记民国有这样众多的地方医卫机构行使治病防疫的职能吗？从文书记录上看是有的：
这是抗战前，民国那个“*金十年”的档案“成就”。（注意，是在档案里记录的成就）
在抗战时期，民国*府仍有动作：
我们知道，档案记录的，乃是“大纲”之类的计划，至于说计划是不是落到实处，是不是有众多的基层卫生机构便民看病、防疫，要看地方的建设成果。对照事实，这样的“大纲”只是具文，如《安徽省各县卫生组织章程》明确说：
而在全国首先设立省级卫生行*机构的江西省：
以上是抗战时期的“国统区”状况。然而这个状况也包括了民国“*金十年”地方医疗机构的建设积累。“*金十年”的基础外加抗战时期的增量，地方基层卫生机构居然是零，空有其名。由此可知，民国由*府主导的医疗事业，只是糊弄人的空架子！
抗战结束后，民国*府继续在医疗卫生方面有动作：
从以上记录看，民国*府在医卫制度设计上可算是“奋发有为”，然而，这也仅仅是在中央机关层面上叠床架屋，具体把中央机关的职能落实到地方强力执行上，那还需要众多的地方医疗机构作保证。可是，参照抗战时期的地方情形，再参照三年内战的浩大残酷，“国统区”地方医疗机构的建设，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个零。可做证据的是，以血吸虫病为代表的地方病肆虐。消灭地方病，一直到中共执*大陆之后，在年代大打全民防疫战方才见实效。这样的全民防疫战，恰恰是当下“武汉抗疫战争”的近祖。
所以说，在“国统区”，农村人口的治病、防疫工作，实际上完全空白。所以，如中国人口史第六卷所讲的，民国人口“逆世”增长的原因——西方医疗资源进中国，在“国统区”里是根本不存在的。倒不知这套煌煌巨著怎么就会有这样的硬伤。不过，考虑到杜撰“饿死三千万”的曹树基先生也在这套书的编著者之列，那么，这套书的质量么，说句不精审不算过分。或者说，“中国人口史”这个大题目，该有后来者做更严谨的研究重新写来。
深入农村基层，中共革命根据地的防疫伟业
在民国时期，还有中共领导的红色*权与蒋记民国并立。红色*权扎根的革命根据地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值得一说。
红色*权第一个阶段就是苏区时代。在苏区尚未成立时，各根据地以生存第一要务，差不多就是战时体制，**一体，红*自身的一些机关就在执行*府机关的任务。当时，草创的红*本身就没有健全的医疗机关。等到根据地巩固后，医院纷纷建立之后，不光为红*指战员诊病、防疫，同时也肩负起根据地地方群众的治病、防疫任务。中央苏区*府成立后，开始设立*府系统的卫生防疫部门：
这个卫生管理局，兼有治病、防疫两大职能。有了具体职能机构，紧接着就是制定相关的医卫规章制度：年11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地方苏维埃*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省、县、区三级也要设立卫生部，任命部长一人（后改为卫生科）；城市苏维埃*府设立卫生科，设科长一人。具体的运作情况，在年3月临时中央*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中可以发现：
有疫病的地区，*府直接派卫生运动指导员携带药品深入疫区；无疫病的地区仍有指导员携带药品深入农村，使医、药能真正惠及缺医少药的农村基层。这样的制度安排与工作实践，与民国医卫制度的流于形式，将农村摈弃于*府医卫体制之外形成鲜明对比。中共医卫制度的这个特点，还有更详细的材料可见：
详细明白的把农村医疗卫生规划好了，而且，还动员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与到卫生防疫中来，“公共卫生”的含义凸显。这是与民国医卫制度强调*府单打独斗很大的不同。所以在苏区时代，中国共产*领导的卫生防疫工作，基本覆盖到了苏区的每一个角角落落，有效的保障了苏区人民的身体健康：
可见，在中共革命根据地，虽然中西医西药匮乏，但是只要有，再有群众参与的全民防疫辅助，就能惠及最广大的百姓。
在抗战时期，因为被日寇与国民*双重封锁，所以，作为抗战的绝对主力八路*的医卫条件奇差，而且，因为抗击装备精良的日寇不得不用游击战，部队作战流动性大，所以，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段，中共的医疗卫生只能照顾到部队内部，以及**机关。紧抓各根据地地方广大群众的医疗、防疫还没成为各根据地的普遍共识，等到年后，这个工作成为普遍共识：
其实在年之前，就有不少根据地先行一步，开始大力发展带有群众性基础的医疗防疫工作了。年5月延安传染病流行，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于大的机关及区乡设立分会。推动延安市县境内的防疫运动。从年起，
紧随延安，有些根据地也在年就开始了本地区的群众卫生运动：
稍晚的还有：
从如上材料可见，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医卫工作，一如苏区时代，是深入农村的。也就是深入到中国人口繁衍增殖的主力人群中的，这对于民国时期，中国人口“逆世”增长是个有力的促进！而且，从材料中还可以看到中共在苏区时代与抗战时期的医疗、防疫中，中药的作用不可或缺。这就是中共医卫体制中与民国*府又一很大的差别：中西医并重。而民国*府的医卫系统是重西医药，贬斥压制中医药的。
中西医结合，共产*居功至伟
民国*府贬斥压制中医，是“由来有自”的：在年东北鼠疫的扑灭中，中医基本上“束手”，西医在此次抗疫中出手不凡。自后，西医在*府官僚、知识精英群体中，地位日渐隆升，中医地位一落千丈。年，北洋民国发动“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打击中医；年蒋记民国*府，发动“废止中医案”，力图剿杀中医。为了自存，整个民国期间不时有中医界名流组织声势浩大的抗议、请愿，但这些奋争与努力并没能挽回中医的没落，在“国统区”中医药被边缘化。
在中共革命根据地，则是大量吸收中医，鼓励地方中医参加革命队伍或积极参与组建地方卫生医疗机构服务地方群众。这样的方针从红*时期开始，到八路*、新四*时期相沿不变。
在“国统区”，中医被贬斥、排挤的原因是“缺乏群体应对瘟疫时的系统整合能力”，这是因为无知导致的偏见，也是居心不良的诋毁。但是在革命根据地，中医药在诊病、防疫中作用很大。中医配制的丸药、散药，治疗南方的多发病、流行病，如疟疾、痢疾、霍乱、中暑、腹泻、疥疮、感冒颇具疗效。在这个方面，具体的材料不少：
在抗战时期，中医药依然是革命根据地重要的医疗资源。中药在对抗疾病时的作用、效果和苏区时代一样：年晋冀鲁豫根据地疟疾流行时，抗日**大学的医务人员即曾尝试使用中草药治疗，其办法是用中药常山、柴胡、砒石、*芩、花椒等制成疟疾丸内服，供应当地疫区*民，效果不错。
年曲阳县麻疹流行时，晋察冀*区卫生部组织曲阳中医救国会及医药合作社派专门人员进行诊治，不但解决了地方医药困难，同时也使中医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中共的医疗防疫工作中，既重视中医药，也重视西医西药，与国民*“国统区”全力压制打压中医药大大不同。更加不同的是，革命根据地还下大力气调和西医与中医的芥蒂与隔阂，增进团结，共同服务于根据地的医卫事业。这个工作，各根据地先后根据本地特点进行过各具特色的安排：
当时中共强调的“中医科学化”，是指中医要吸收西医中关于防疫的有益知识，再由他们——百姓最常接触、最信任的中医大夫介绍给百姓，使之没有抵触地接受。比如：隔离、种痘、消*等等防疫措施在根据地农村一开始就难以接受，不藉由百姓信任的中医做“二传手”，农村百姓是很难接受的。
对各根据地团结中西医共同服务根据地*民的工作，毛泽东主席在年5月24日曾做过总结性指示：
在新四*的根据地，医卫工作的特点和原则，和八路*在华北、西北各根据地的医卫工作一致，材料所限，只找到这则材料：
原则一如红*、八路*，走群众路线，普通百姓参与到防疫工作中来。
发动群众参与防疫，是中共以医卫制度的一个鲜明特点。对卫生防疫工作的普及，着力劝导、引导，千方百计启发百姓的觉悟，培养百姓的防疫自觉性，防疫工作的开展，阻力就很小，甚至于无。这样的工作方法在苏区时代就开始实行，如年12月15日毛泽东主席到长冈乡调查，在报告中提到群众的反应：
对此，毛泽东主席的对策是
晓之以理，以理服人。
在国民*统治区，也进行过针对普通百姓的卫生防疫工作，但是，国统区的办法是用暴力的手段强制百姓接受公共卫生防疫行为。这样的暴力手段，导致百姓对疫病的恐惧，反而不如对防疫行为的恐惧。著名医生丁国瑞目睹当时的卫生防疫工作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深刻揭露了防疫对人的肉体及精神皆造成严重的伤害，致使民众从“怕疫”到“怕防”：
这样的防疫，实际上等于是制造更多的疫病，让更多的百姓无病生病！
从可见的硬件——财力、物力（西医西药、医院）来看，“国统区”对红色根据地无疑是占有优势的，而且，“国统区”还参照西方列强建立了相对健全、完善的现代防疫机构组织、指导疾病预防工作。但是国民**权主要把这些优质资源投放在主要中心城市。至于广大农村的卫生状况基本和前清一样，所以，这些医疗资源对绝大多数中国人防疫、祛病几乎毫无益处。那么，因疫病造成人口数量减损的灾难，并不比前清少。“大战之后有大疫”，更由于民国*府频频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比如用兵百万级别中原大战，人为造成的疫病更比前清猛烈，所以，在“国统区”，西医、西药传入中国，以及西方医疗、卫生制度在中国落户，对中国人口的增殖助益作用几乎为零。
当然，这并非是说国统区的人口在民国时就没有丝毫增长，不是的。尽管国民*的医卫制度十分的糟糕，尽管没有西医西药、医院的普及，但是只要在没有大规模战乱、没有大面积爆发疫病的地方——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云贵川，尤其是四川），人口的自然增殖还是有的。况且，民间中医药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的，无论民国制度怎样打压、精英阶层在观念、舆论上怎样口诛笔伐，中医药还是不绝如缕的存在于民间，为最广大的百姓祛病、防疾做最后一面防卫盾牌。因为有这两个因素，断然的地说国统区的人口数字不见增长、甚至于大幅减损，也是不科学的，武断地。实际上，国统区的人口也还是有所增长的，但是，西医西药、医院的作用几乎为零。
反过来讲，在医卫资源匮乏的中共革命根据地，极有限的医疗物资，因为中共医卫制度的优势——中西医结合、发动群众参与卫生防疫等等，反而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治病防疫的积极作用，为革命根据地的百姓祛病、防疫做最大程度的贡献。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口的繁衍增殖才谈得上，中国人口的“逆世”增长才有基础可言。
中国人口在民国时期的“逆世”增长，中共的医卫制度的优势贡献极大！
一点点启示：现在，我们远看建国之后的爱国卫生运动，近看非典，再看眼前抗疫战争，都体现着中国医卫事业中制度上的巨大优势。而这样的制度优势，认真回溯，都要从90年前的苏区时代开始。一个正确的起点，再有坚定不移的、*府主导发动的群众路线，就形成了中国医卫事业的脊梁、中轴。这个脊梁什么时候也不能弯，这根中轴什么时候也不能丢！而*府之所以能走发动群众防疫、抗疫，最坚实的依仗，就是*府掌握着革命根据地内大多数的医疗资源，有这样的依仗，群众被发动起来之后，才有相对充足的物质保障把群众性的防疫工作扎扎实实的做下去，做好。当下中国的医疗现状，显然远离了当年确立、并为90年里不断成功实践证明了的，那根脊梁、中轴！离开了这根脊梁，这根中轴，中国医卫事业的制度优势何从谈起？！
参考文章：王洪车《革命根据地与国统区卫生防疫工作的差异性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