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曲波是山东黄县（今龙口市）老乡，但参加革命前彼此并不认识。“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我俩受抗日思潮的影响，于年参加了八路军。当时曲波15岁，我14岁。曲波16岁在胶东八路军五支队国防剧团当演员，17岁当连队指导员。我15医院当护士长，同年（即年）医院党委委员。
▲曲波摄于年
年，曲波医院检查工作，我们第一次相识了。年2月，因为错误的“肃托”事件，使我和曲波两人受冤入狱，长达一年两个月。我们两人关在一个牢房里，坚持只说真话，不为严刑拷打所屈服。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我和他结下了深深的情谊。年4月平反后，我们各自走向了自己的岗位。年日本投降后，我们所在的山东部队奉命第一批去东北参加解放战争。曲波奉上级命令到北满剿匪，沿路很多人参军，到了牡丹江就发展成两个团，曲波担任牡丹江二团副政委，当时才22岁。年6月，组织批准我们结婚。婚后第二天，曲波就去参加剿匪战斗了。
▲年4月，曲波（第二排左四）与战友们在东北牡丹江海林车站。
剿匪斗争非常艰苦，曲波带着部队长时间地在深山密林打仗，我们很少有时间住在一起。当时我担任政治部秘书，曲波回来了就睡在我们办公室单人床。往往是住一晚就走，第二天就得赶到剿匪驻地。每次回来人都显得非常疲倦，有时鞋袜都不齐全，脚趾露在外面。年冬天，他回来时身上长满疥疮，两腿都是。医院找来药膏，让他烘炉子，同时我使劲地为他擦抹全身几遍。
部队去东北前，从地方武装补充了不少力量，大都从县大队来的。曲波一直怀念的英雄杨子荣就是那时到了主力部队。杨子荣年纪大，打过游击。曲波觉得杨子荣经历多一些，性格稳当，善于与人讲各种故事，就让他当侦察排长。曲波在部队表扬杨子荣，说他对付土匪有大智。在辽沈战役中，曲波因两次负伤致残后转业到地方。
曲波一辈子都记挂着战友们，思绪常常回到茫茫的林海雪原。转业后担任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制造厂党委书记兼生产副厂长。平时与工人们打成一片，有空时就去车间聊天，工人们最爱听他讲剿匪的故事。到了晚年，我特地把当年曲波受伤取出的弹片和一团沾满血丝的毛衣送到海林市烈士纪念馆（内有杨子荣墓地），带去了一份特别的生死之情。
年还在东北时，他因反对苏联推行“一长制”而挨批，在委屈情绪中不由想起了枪林弹雨中的生死战友，便在写检讨的稿纸上列出一长串战友的名字：杨子荣、高波、陈振仪、栾超家、孙大德、董仲松、刘蕴苍、刘清泉、李恒玉、小魏等。随之他有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便偷偷地试写了一部分文字。
在战争年代，我们俩都在前方、后方工作，只有到了齐齐哈尔才有了一个家，当时已经有了四个孩子，最小的女儿有两岁了。工厂离宿舍较远，有时踏着大雪归来，就会想起飞袭威虎山的狂风暴雪的日子。他在《林海雪原》的后记中曾这样写道：“及抵家，一眼望见那样幸福地甜睡着的爱人和小孩子，一阵深切的感触涌上我的心头我的宿舍是这样的温暖舒适，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满。这一切，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没有看到，也没有享受到。但正是为了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来，在最艰苦的年月里，他们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这段话写得很真切，确是他的肺腑之言。
▲杨子荣烈士
在东北时他已利用业余时间悄悄地写出一些章节，不满意的地方又给撕掉。调到北京一机部工作后，他又接着写下去。而且还是保持着保密状态，一下班就躲到屋子里写作，连小孩都不知道真情，以为爸爸还在屋里加班工作呢。
那时家中写字桌中间的抽屉一直是半开着的，要是听到有一机部的同事来找，曲波就立即把稿件塞进抽屉。他这个人爱面子，自尊心强，怕写不好闹得满城风雨，担心旁人说闲话，说不自量力。
我支持他写作，是他作品的第一读者，也是他的抄稿员。参军前我是小学四年级水平，他是小学五年级半。他小时看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等，对他影响不小。参加革命后又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有时一天写一万字，我再用两三天抄出来，遇到他空着的地方和自己生造的字，我再去查字典补上。
到了星期天，我特意带四个孩子到公园去玩，就是为了让他在家安心写作。
有一次，一机部办公厅召开传达中央文件的大会。曲波事先已经看过一次文件，他就坐在会场里佯装做记录，实际却专心在一个小工作本子上创作着“小分队驾临百鸡宴”一章。
家中房间少，放不下两张桌子，我就在缝纫机上抄稿。每抄完一个章节，就用织孩子毛衣的毛线和布条把手稿装订起来。小说完成后约有四十多万字，我买了做衬衫的两米布，剪了两个包袱皮，将文稿装了两大包。
我们家的斜对过是外文局大楼，挂的牌子中有一个是“中国文学”。曲波说：“路远的不好去，咱们先去近的地方看看。”一人拎着一包稿件就到了“中国文学”编辑部，发现里面多是外国专家。他们问写的是什么语种，曲波说：“写的是中文。”工作人员就笑着说：“我们是把中国文字翻成外文。”他们建议我们去东总布胡同作家出版社投稿。
我们坐了公交车去了，曲波对接待的人说：“我不是作家，你们看看行不行？如不用，你们打个电话我来取。”曲波再三叮嘱打电话一定要打到家里，怕机关知道了走漏了风声。
出版社的编辑龙世辉看了，打电话到我们家，说：“你来吧。”曲波去了以后没想到龙世辉却说：“我们确定要出你的稿子需要做一部分修改。”《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知道后，先在《人民文学》选发了《奇袭虎狼窝》章节，并在“编者按”中写道：“作者是一位解放军的军官，现在在工业部门工作这本书将是我国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可喜的收获。”书出来后就有了不小的反响，买书的人不少。曲波的一个堂兄弟不知写书之事，书出来了送给他，他拿到书大吃一惊。
《林海雪原》火了以后，曲波没有到处做报告，很低调，只是到北海公园参加过一次活动讲了话。他很快被派到四川德阳二重厂当生产副厂长，厂长是一机部副部长景晓村。那是一个苏联援助的轧钢机项目，是在平地上建厂，建设材料都是由国家按计划提供。当地政府借“大跃进”之机向工厂要钢材之类东西，曲波不同意，说不能调出，材料都是有数的。结果年反右倾，当地就组织批判景晓村、曲波他们，说他们不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破坏“大跃进”。还说了这样的重话：“你人在德阳，心在台湾。”
一个月没收到曲波来信，我寄去粮票也没回复，我就预料他出事了。后来，罗荣桓元帅、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副主任傅钟知道后，就说曲波为军队写了好作品，就让他回总政文化部写作吧。
年苏联老军人委员会邀请中国伤残老军人到苏联访问，中央同意让老红军王维舟当团长，曲波当秘书长，负责具体工作。
出国前，陈毅找他们谈话，谈完正事后陈老总与曲波闲聊。他说：“你这个名字好，有曲也有波，这是个普遍规律，没有绝对直线。”他还兴致很高地给曲波起了一个字：“你叫普律（普遍规律之意）吧。”后来曲波还用“普律”刻了一个印章。
年代初期，医院看病，无意中发现贺龙元帅也在放射科等着领取体检的X光片子。贺老总得知他在一机部工作，就问：“一机部有人写了一本《林海雪原》，你看过吗？”曲波愣住了，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就是作者，是用业余时间写的。贺老总高兴地拉着曲波的手向周围的人介绍，大家说“都看过《林海雪原》了”。
贺老总笑着说：“那就再看一遍。”曲波回家后高兴地说：“没想到这么高级的首长还看了这本书。”
《林海雪原》出书后，据说彭老总在部队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这部小说，建议全军都来读一读。他还问道：“不知为什么让曲波离开了部队？把他找回来嘛。”在出版《林海雪原》的过程中，编辑龙世辉付出了很大的劳动，下了功夫。他曾建议在小说中把爱情线再展开一些，曲波只用了三天时间就补写了两章文字，小白鸽的形象是再创造的。小白鸽为伤员擦身子的细节，是融进抗战时期我和一些护士的故事，也加进我们夫妻之间共患难的感情。有些同志总问我是否是小白鸽的原型？我说，我没有参加过剿匪战斗，小分队里也不可能有女同志，我也不像小白鸽那么漂亮。
曲波是年去世的，病重时曾五次住院。他总说自己身上有一股革命的英雄主义，经历过严酷的战争，受过重伤，经受过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他都坦然处之，从容面对。我觉得，在《林海雪原》中，少剑波的形象部分取自他自己的经历。在小说中，还可以找到他们那一代军人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时代内涵。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年第3期《回忆曲波创作林海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