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麟访谈录）
新安受酷刑
我叫刘玉麟，年农历四月初二，天气不是很好，刮着风。我正急忙往家走，突然，两个日本特务骑车子追到我面前，强行将我逮捕。
“为什么抓我?”我很气愤地向他们大喊。
“放屁，你的事你还不清楚，你私通八路，还装什么蒜。”两个特务不容分说，把我押到了驻新安车站的小林分队。
日本人站在我面前，说:“你是八路的，死了死了的!”特务拿起碗口粗的木棍打我，就像雨点一样，打得我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动弹不得。我心想：你们这些日本的走狗，不分青红皂白，欺负中国人，不会有好下场的。我瞪了他们一眼。
特务见我不说话，又换了别的酷刑。他们把我按在板凳上，掰开我的嘴巴，用水壶往里灌凉水，呛得我受不了，肚子明显地胀了起来。然后他们又用力挤压我的肚子，水又从嘴里流出来。日本人和特务们变相地折磨我。
“我是良民，是老百姓。”我分辩说。
日本人挥起刀砍了我的腿，恶狠狠地说:“不说话就狠狠地打。”特务又用蜡烛燎我，那种滋味就不用说了。之后又把我悬吊起来，我几次昏迷，最后实在受不了他们的酷刑，被逼无奈，我只好承认是八路。
日本人把我关在一个不足一人高的小木笼子里。木板上都钉有钉子，坐也坐不下，站也站不起来，只能弯着腰呆着。我在小木笼里呆了三天，每天只能吃一点大米饭，没有水喝，我的嘴唇都裂了。
后来又把我送到正定小北门--河北省第八师范学校，当时日本井上部队在那里驻扎。到那里以后，我认识了两个难友，一个是吴兴村的保长赵焕，另一个是无极县的刘新武。
在那里住了两宿，我们又被押到石家庄东兵营日本驻军的部队。第二天，在日本人的严密看守下，我们被带到南兵营，那是一个人进鬼出的地方，是人间地狱。
关进南兵营
刚一到南兵营，日本人逼我们脱光衣服，在大池里洗澡，水池里有一股药味，这就是所谓的“消毒”。洗完澡，发给我们一身单衣服,绿上衣,黑裤子。日本人用“以华治华”的手段来统治中国人。
当天晚上我们这些人被安排在马棚里睡觉。睡觉前，值班人强迫我们脱光衣服，没收了。第二天起床时发给我们，目的是防止我们逃跑。每四个人合盖一张芦席,大小便要先喊报告。警卫班长允许后才能起来，否则，随便动一下或是尿急坚持不住就地解手，被日军和汉奸发现后，就是一阵棒子猛打。
每天天还不亮，我们就被喊起来干活。有的到地里种菜，有的去除草，还有的去给日本人打扫卫生。如果哪个人稍有怠慢，就会招来一顿拳打脚踢。每天都要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活。
不但如此，吃的喝的连牲畜都不如，一天三顿饭，每顿只吃一个红高粱米面的小窝头。那东西本来就难消化，更何况又苦得要命。我们四个人只喝一碗水，连嗓子都不能润透，许多人偎缩在一起，虱子、跳蚤、臭虫，一堆一堆的。
在南兵营生活了29天，由于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和每天都要干活，再有日本人的欺负，许多人都生病了。病轻一点的病号，还有治病的机会，有可能好起来;病重的同志被关在一起，没饭吃，没水喝，这样只有加速其死亡。死了用马车拉出去扔了。
塘沽集中营
农历五月份，日本人把我们这些劳工押上了闷罐车，准备送往天津。当火车行驶到新乐县时，有一个难友不甘心被日本人奴役，趁他们不注意，纵身跳下火车，摔死了。用了一天的时间到塘沽集中营。
在塘沽集中营里，我们的生活条件更艰苦了，每天吃难以下咽的高粱米和窝头，依然没有水喝。由于天气炎热身体又严重缺水，所以我们就喝海水，又咸又涩的海水喝了就拉肚子。可又不想被渴死，我们就偷日本人的水喝，不小心被他们发现，就被狠狠地鞭打一顿。
我们住的是一排排的木板房，里面空荡荡的，特别潮湿，只有两排大通铺，中间是过道。日本鬼子隔着木板打枪取乐，有的难友就死在他们的枪下，我们大家都十分悲痛，顿时都失声痛哭起来。日本人把他们的快乐，建立在我们劳工的痛苦之上，日本人的残暴已经令人发指了!
押往日本国
在塘沽集中营呆了半个月。年农历7月，我们名难友在日本人的押送下，走上一艘小型轮船。在轮船准备启动时，难友们放声大哭:“我的爹娘呀，儿子再也见不到你老人家了。”那种悲壮的场面，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其中一个难友不愿意背井离乡去给日本人做奴役，便跳了海。大海里无风三尺浪，此时更是波涛滚滚，那位难友在大海中苦苦挣扎，一个鬼子拔出手枪瞄准他的头部，一枪就把他打死了，难友的鲜血染红海水。全船的难友只好强抑悲愤，再也不敢出声了。
二战期间，战争不断，日本人怕有鱼雷不敢快走。沿着海边航行了五天六夜到了日本国。在轮船上，由于人多船小，难友们晕船，不敢吃东西，又困又饿。
在下关下船，一群群的小孩用石头砸我们，骂我们是亡国奴，不仅如此，日本人让我们所有人把衣服脱光，全身泡在大池子里，我闻到池水浓浓的药味，很呛人。日本人把我们的衣服蒸了，这是为了不把病毒带给日本鬼子。我们穿好衣服，上了火车。在东京住了一宿，两人吃一盒大米饭。第二天去了北海道美呗三井煤矿，我们到时那里已经有一批中国人了。
北海道挖煤
我们住的是大木板房，里面有两排大通铺，没有褥子，我们就把稻草铺在上面，每天都和衣而睡。都说“民以食为天”，而我们每天只有一个窝头(用大豆饼、高粱米混合而成的)和一碗菜汤，整天都要受饥饿之苦。他们根本不管我们是否能吃饱，难友们个个都无精打采，毫无人性的日本人还要强迫我们做工，天还蒙蒙亮，日本人就把我们赶到工地上干活。
刚到工地，日本人先教我们如何干活，只要他们嫌我们干的不好，就拳脚相加。到后来正式下窑时，我们就分了工。有的用木头顶窑，有的挖煤，有的用铁锨装煤等。每一道工序都有危险，有的被撞伤了。
煤窑塌方的事故也时有发生。日本人只顾保护煤窑而不管我们死活。砸死在里面的有王士宾、王一倍等人。就这样，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要按时出工，天黑收工，至少12个小时，从来得不到休息，日复一日。
天气逐渐变冷了，北海道的雪下得很频繁，真的是雪花大如席。雪的厚度比我们的个头还要高。上工时没有人踩过雪，我们不敢往前走，生怕滑下去就再也上不来。日本人要求我们:“不能偷懒，好好的劳动。”可是他们对待我们劳工却是何等的苛刻！
在那天寒地冻的日子，他们根本不给我们发防寒的衣服，长年累月就是那么一身单衣。我们身上的冻伤处处可见。后来我们用稻草捆在身上取暖，或是稍作加工套在脚上当作鞋子。以至于我们行动不便，像个稻田草人。
日本人对我们的虐待，罄竹难书。我们的难友李林夫，由于日本人嫌他干活不好，打他，辱骂他，使他心里很压抑。再加上思念家乡，于是他便把缠腿布系在煤矿的横柱上自尽了。这能说不是日本人的罪恶吗?
还有一个难友(忘记名字了)身体一直很虚弱，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身体坚持不住，偷偷地休息了一会儿，日本人发现后，一边骂一边抓起沙子往他眼里揉，把他的眼给弄瞎了。
由于饥寒交迫、过度劳累、水土不服等多种原因，生病的难友越来越多。然而生病的劳工根本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只给几片药吃，并且还要照常干活，除非实在不能动了。大部分难友身上都长了疥疮，痒得受不了，浑身都抓破了。由于没有好好治疗、清除伤口，后米都感染了。只有我们难友之间相互关心和安慰，才有信心活下去。
日本投降了
八月份，美国经常在日本上空轰炸，我们不用经常干活了，吃的也有所好转。直到9月3日，日本人才向我们宣布投降，但带班的日本人还经常欺负我们，让我们干活，又不给我们东西吃。我们的难友都看不过去，有一个山东人叫张大路，把带班的打死了。
阴历十一月初六，日本人给我们发了衬衣、呢子裤、帽子，还有大头鞋、裹腿布等东西，让我们各回各国。我们上了美国军舰，也许是归心似箭吧，很快到了天津塘沽。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由天津直接去了北京长辛店，那时由国民党统治，他们要我们去当兵。我们早想回家，无心当兵，我们就过保定，到石家庄后回家了。
一进家门，母子见面，放声大哭。原来家里人听说我被日本人抓走后，就卖了50石粮食赎我。去哪里赎我呢？一个翻译说:“不要保坏人，你儿子是八路。”结果人财两空。
由于日本惨绝人寰，致使我的一条腿残疾，我的一生都荒废了。因此，我们要日本谢罪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