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缘起
唐传奇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文言小说,宋洪迈《唐人说荟凡例》:“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传奇艺术成就极高,它标志着小说文体的独立[1]。唐传奇成就最高的是爱情传奇,如《任氏传》《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等。
《唐人说荟》
人物形象的矛盾性包含了人物形象的“正邪两赋”,也包括了无所谓正邪的心理冲突。何为人物形象“正邪两赋”?曹雪芹论气,提出了“正邪两赋”说,认为天地之间存在正邪二气,万物皆因气而生。“正邪两赋者”是正邪二气互相搏击而后相融合的产物,在上不能成为仁人君子,下不会沦为大凶大恶之人。在世人眼中,他们既聪俊灵秀,又乖僻邪谬不近人情[2]28-30。
鲁迅曾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谈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3]
诚然,《红楼梦》所写人物是立体复杂的,并不是好人全好,坏人全坏。但就小说而言,人物形象的矛盾性可以上溯到唐传奇爱情故事。
国内有关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形象研究的篇目虽多,但很少涉及人物矛盾形象。例如霍静《试论〈任氏传〉里的女性形象》[4]从人性和狐性两个方面分析任氏的人物形象,任氏为保护自己而与韦崟坚决斗争,却为报恩使计勾引其他女子供韦崟淫乐。但也只就单篇作品讨论,没有着眼于唐传奇爱情故事的整体。
王立兴、吴翠芬《唐传奇英华》从“情”与“利”的矛盾分析李娃形象,认为她与荥阳公子相识之初“既有男女之间爱情的悦慕,又有着妓女与嫖客即卖主与买主之间色相与金钱的相互诱引”[5],但没有把李娃形象上升到“正邪两赋”的高度。
庞钦月《论蒋防〈霍小玉传〉中的人物形象——以霍小玉、李益、黄衫客、鲍十一娘为例》认为作品把霍小玉塑造成了一个聪明、美丽多情而命运悲惨的女性形象[6]。
连环画《霍小玉》
但这只是霍小玉性格中的一面,作者并没有分析霍小玉复仇情节中人物形象的复杂多变性。吴卫高《评唐传奇中任氏和李娃人物形象之异同》从地位、外表、性格分析了她们的共同点,从塑造目的、塑造手法、人物命运分析人物的不同之处,但并没有看到两个人物性格复杂多变的相同点[7]。
由此可见,上述论文虽然涉及单篇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但是没有将整个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形象上升到“正邪两赋”的高度。因此,研究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形象的“正邪两赋”及其意义还有许多可挖掘之处。
在国外,相关研究只零星见于有关唐传奇艺术特色的著作中。日本汉学家内山知也《隋唐小说研究》对《任氏传》[8]-《霍小玉传》[8]-《莺莺传》[8]-《李娃传》[8]-等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形象作了考证与分析。韩国学者成润淑在《从〈李娃传〉看唐传奇的典雅性与通俗性》中谈到唐传奇中“反转”情节的运用[9]25-27。
本文选取《任氏传》《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等唐传奇爱情故事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矛盾形象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分析,探究他们的性格特征,挖掘其心理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论述唐传奇爱情故事的衰落与人物矛盾形象的缺失,探究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形象“正邪两赋”的意义及启示。
《陈文新讲唐人传奇》，陈文新著，东方出版中心年5月版。
二、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矛盾形象之表现
英国作家EM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提出了圆形人物这个概念[10]72-89。圆形人物往往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性格中心,但又有不同的性格侧面,不同的性格交替融合,由此构成了一个独立复杂的个体。唐传奇爱情故事中有许多圆形人物,下面以任氏、崔莺莺、霍小玉、李娃为例进行分析。
1.“正邪两赋”的女性形象
先以善恶并存的任氏为例。沈既济《任氏传》塑造了一个亦人亦狐、“正邪两赋”的典型狐精形象。任氏性格中有人性所特有的美,也有她作为狐妖自身的缺陷。
一方面,任氏窈窕淑女,蕙质兰心,有着爱情至上的价值观。她不在乎郑六贫穷,只希望在一门庭小巷幽静之处居住下来。她教导郑六买马,谋取利益,表现出她的聪颖机灵。富豪韦崟觊觎任氏美貌,对她爱得发狂,想趁机强迫她,但她并没有因他富贵而离开贫贱的郑六,而是坚决抵制,誓死反抗,也正是她这份对爱情的坚守感动了韦崟。
此后两人成了好友,任氏的衣食住行都由韦崟提供。后来,郑六要到金城县上任,邀请任氏一同去,她深知此行去不得,但因不忍韦崟和郑六的再三劝说,只得与之同行,任氏最终命丧途中。
连环画《任氏传》
任氏的此番大义体现了她人性美的一面。任氏虽为狐妖,身上却有很多人所没有的美好品质,这样一个知恩图报、真性情的“人”让人感动。
另一方面,任氏本身是狐妖,她身上有着不可消除的劣根性。初见郑六时,她大概并没有很爱郑六,只是利用美貌诱其同宿,因为此前她曾多次引诱男子回家。为了报答韦崟恩德,她多次利用手段诱骗其他无辜女子供其享乐,这是极不符合人性和正义的,体现了任氏狐性中邪恶的一面。
再说义诈相间的李娃。《李娃传》中男主人公是郑生。郑生进京赶考时,荥阳公给他准备了两年的费用,可他一到长安便沉醉于李娃的温柔乡,无法自拔。
一开始李娃对郑生“回眸凝睬,情甚相慕”实施勾引时,他竟“不敢措辞而去”。郑生对李娃一见倾心,即使耗尽百万亦不甚惜。他放弃了科举,不惜一切追求爱情,殊不知,这是娼家精心设置的圈套。
小说实写郑生的痴情,反衬李娃的狡诈、圆滑。在遇到郑生之前,李娃已是名响京城的头牌妓女,身价高,手腕自然不低。在长期的从妓生活中,李娃要想生存,只有具备圆滑、狡诈的处事性格才能获得收入。
连环画《李娃传》
所以,郑生一开始不过是李娃盯上的猎物,而李娃的“风情万种”“娇艳欲滴”不过是为了“钓鱼”放出去的“诱饵”。当郑生资财耗尽、一无所有后,李娃和鸨母互设诡计抛弃郑生。
李娃摆脱郑生时所实施的一系列计划可谓天衣无缝,此时她对郑生没有留恋、没有愧疚。从勾引到逐弃这两部分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李娃的自私、虚伪、冷酷、阴险狡诈、恣意妄为。这是李娃性格“邪”的一面。
当郑生被“计逐”后,几经转折沦为乞丐。深夜听到郑生凄惨哀切的呼喊时,李娃开始反省。看到骨瘦如柴、满身疥疮的郑生时,她的灵魂开始忏悔,心中油然生起了一种责任感。
此时的李娃呈现出性格中美好的一面:善良、多情、侠义。当鸨母要再次逐弃郑生时,李娃敛容正色:“不然。此良家子也。当昔驱高车,持金装,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荡尽。且互设诡计,舍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齿于人伦。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绝,杀而弃之。又困踬若此。天下之人尽知为某也……况欺天负人,鬼神不祐,无自贻其殃也。”[11]
这番话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李娃。李娃救下郑生后,不遗余力地照顾他、陪伴他,一直到他考取功名。几年来,李娃承担着既像妻子又像母亲的责任。当郑生功成名就后,李娃自知职责已尽,主动要求离开,在郑生的苦苦挽留之下,她才答应留下。从这我们看到了李娃多情、善良、侠义而忠贞的一面。这是李娃性格“正”的一面。
2.心理冲突的女性形象
先说情礼冲突的崔莺莺。
《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形象丰满、性格复杂,是一个叛逆、勇敢的人,为了争取理想爱情,她敢于同封建礼教作斗争。在封建旧观念看来,礼代表了正,情代表了不被允许的邪。但在今天看来,这些人物形象性格的矛盾性不能简单地被划分为正与邪,只是一种心理冲突罢了。
邮票崔莺莺
崔莺莺出生于相国之府,生活无忧,彼时正值碧玉年华,十七岁的她对理想爱情与美满婚姻充满向往。她在与母亲一道回长安的途中遭遇抢劫,幸亏张生保护而遂不及于难。在张生的猛烈追求下,崔莺莺“投降”。
此后,她对张生的“情”和封建礼教的“礼”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崔莺莺的思想感情是极为矛盾的。
一方面,她出生于名门望族,从小受到封建礼教束缚,因此无论在什么场合,她的行为都要符合她的身份。当母亲命莺莺出来拜见她的救命恩人张生时,她以病相推,被母亲训斥后过了好久才出来。由此可见,她是一个“以礼自持”的大家闺秀。
另一方面,崔莺莺是一个正当妙龄的花季少女,十分向往爱情,但受到礼教压制,不敢表现出来,在外人面前,她要尽力保持端庄贤淑的形象。小说把她的这种心理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次见到张生,她恪守女子行为准则,矜持自重,虽然张生一直在引逗她,但她却保持距离、一言不发。但是在张生写了《春词》二首送她后,她马上回了一首《明月三五夜》,并在诗中暗示了约会的时间。可是当张生如约而至时,她却表情严肃,大声数落张生,希望张生能以礼自持。
刘凌沧绘崔莺莺
此时的崔莺莺还在恪守礼教,但数日之后,崔莺莺却自己来到张生房,“并枕重衾”大胆向张生表达爱意。崔莺莺前后自相矛盾的表现,正是内心中“情”与“礼”相争的结果。
作为一个封建贵族小姐,她要约束、克制自己；作为一位花季少女,她又极其渴望拥有理想的爱情。她训斥张生的一番话,其实正是她心中代表“礼”的一面向代表“情”的一面的攻击指责。而她“并枕重衾”则正是“情欲”的莺莺战胜了“礼教”的莺莺。
跟张生私会后她的思想包袱很沉重,深夜时独自弹奏伤感的曲子,心情愁闷。被张生抛弃之后,她认为与张生暗地结合有“自献之羞”,“礼教”的莺莺又一次压倒了“情欲”的莺莺。
后来张生和莺莺各自有了婚姻,张生还想再见莺莺一面时,莺莺却赋诗一首:“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11],义正辞严地指责张生违背诺言的无耻行为。崔莺莺在“情”与“礼”斗争的漫长曲折的过程中,大胆追求爱情,勇于同封建礼教作斗争,力求突破封建礼教束缚,尽管在她的反抗行为中时时犹豫、顾虑重重,但她敢于做真正的自己,为理想爱情奋斗,这是值得肯定的。
再说爱恨交织的霍小玉。
蒋防的《霍小玉传》是唐传奇爱情故事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塑造得最为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便是霍小玉。霍小玉本是霍王小女,霍王死后,霍小玉因庶出被众兄弟赶出王府流落教坊,做了卖艺不卖身的青倌人。
京剧《霍小玉》剧照
一方面,她美丽、善良、敢爱敢恨,更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格,而且“音乐诗书,无不通解”。与李益初次见面,她“低鬟微笑,细语……初不肯”,后来两人便如金风玉露相逢,共坠爱河。
霍小玉身陷娼门,自知不可能与李益相守一生,故提出与李益相守八年的短愿,但连这一个小小的愿望李益都无法满足她。分别不久,曾经发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的李益负心另娶,一去不返。小玉思念成疾,抱病将终,多次请求见面,李益却避而不见。
后来,一黄衫客“怒生之薄行”将李益架到小玉面前,小玉终得以见到李益。疾病缠身的小玉见到曾经深爱的李益时,心中有多爱就有多恨。李益背叛了她,她恨不能杀了他,可一想到曾经在一起的种种美好,她又舍不得。
“含怒凝视,不复有言”这八个字,完全体现出当时霍小玉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我们看到霍小玉作为底层女性的柔弱,但也被她对待爱情从一而终的诚挚所感动。最后,她悲切地斜视李益良久,随即举杯将酒浇到地上,表示两人之间恩断义绝,然后含恨诅咒:“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11]77-81而后,小玉高声痛哭几声后便气绝身亡。
这段义正辞严的强烈控诉和复仇意绪,表现了生活在最底层备受欺凌的弱女子最为强烈的愤怒和反抗,显示出她刚烈的性格。
连环画《霍小玉》
另一方面,霍小玉的性格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虽然爱与恨都是人的正常感情,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其因恨复仇的方式和造成的直接后果损害了其自身形象,于是与“邪”发生了联系。受到背叛的她没有直接报复李益,而是幻化成其他男子,让李益多疑,从而伤害了其他无辜的女子。她提出的“八年短愿”值得同情,但也反映了她对唐代社会门阀观念认识的不清醒,可见在认知上她是不如李娃的。
3.“正邪两赋”的男性形象
不仅任氏、崔莺莺、霍小玉及李娃等女性人物如此,其实唐传奇爱情故事中的男性形象亦是“正邪两赋”的,只是不及女性形象鲜明而已。
《莺莺传》中张生有才华,又见义勇为,借白马将军之力救莺莺一家于兵乱之中,但对莺莺始乱终弃,竟然诬蔑莺莺为尤物,提出“忍情说”以开脱自己。
《任氏传》中郑六虽是一个平庸无能的人,但为了爱情不嫌弃狐女任氏,亦算是爱情至上者。韦崟抢夺郑六之妻任氏,可谓“渣男”,可一旦被任氏以大义折服,又慷慨磊落、知错必改。
《霍小玉传》中李益颇有才华,对小玉也有情义,但是软弱没有主见,在小玉相思成疾时竟然残忍不顾。
《李娃传》中郑生有才华,为人赤诚,但是不能自律,拿着父母的钱进烟花巷,自误前程。其父荥阳公在儿子落魄之时鞭挞之,几至死亡又弃之道旁而不顾,可谓残忍至极,但他在儿子博取功名之时又与其和好如初,颇有利势之嫌。他资助郑生,望子成龙,当李娃帮助郑生功成身退之时,又能摒弃门户之见,这表现出其开明的一面。
越剧《李娃传》剧照
由上可知,自唐传奇爱情故事出现起,在中国古代的文言短篇小说中就出现了人物形象立体化、复杂化的“正邪两赋”式的圆形人物,而并非鲁迅所说的“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3]。
三、人物矛盾形象的缺失与唐传奇的衰落
唐传奇后期,虽然出现了传奇集,如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皇甫枚《三水小牍》、裴铏《传奇》等,但总的来看,成就大不如前,其篇幅短小,人物形象单一,不如前期丰满鲜明。
裴铏《传奇裴航》、薛调《无双传》等,虽然故事情节曲折,但是女主人公形象模糊,不及任氏、李娃、崔莺莺、霍小玉那样丰满。男主人公作为重点描写对象,性格单一扁平,全是志诚君子,缺乏内在的冲突。
《传奇裴航》中裴航因下第“游于鄂渚”,爱慕上了国色天香、婀娜多姿的云英。为了追求云英,裴航放弃科举考试,不顾自身危险,置身于闹市之中寻访玉杵臼,夜以继日为云英捣药数百日。裴航克服重重困难,将自己全部的情感精力倾注在云英身上,在他身上没有一丝的邪恶杂念,他是一个完全正面的人物形象,彻底的好人全好。
《裴铏传奇》
《无双传》中的王仙客与表妹无双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仙客为两人婚事四处奔波,各处打点,请媒撮合,但因王仙客幼年丧父,舅父势利,从中作梗,两人婚事终成泡影。后来,无双被没入掖庭,仙客四处寻求帮助,抓住一切机会营救无双,最终抱得美人归。
小说主要表现了王仙客对爱情忠贞不渝、痴情坚守的美好形象,他不似《莺莺传》中的张生始乱终弃,也不似《霍小玉传》中的李益背盟负义。女主人公更是忠贞不二,恪守封建礼教。
房千里《杨娼传》述贵游子岭南帅甲宠幸长安名妓杨娼,出重赂削娼之籍,携之南海。帅甲因惧悍妻,而置杨娼于别馆。计未行而事泄。悍妻欲置杨娼于死地。帅甲乃暗送钱物给杨娼并护送北归。中途,杨娼得知帅甲已死,尽返帅赂,设灵位哭祭,祭毕殉情。篇末议论道:“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则不合矣,而杨能报帅以死,义也;却帅之赂,廉也。虽为娼,差足多乎?”[12]-
杨娼在此似乎成了礼教的传声筒。“过分平稳的道德观念以及准此而行的杨娼,没有霍小玉、崔莺莺、李娃所挟带的活力与生气。作为爱情主角,她不够丰满。帅甲更不具备张生、郑生、李益那种才情与风度。”[13]
汪辟疆《唐人小说》说“本传(杨娼传)质直无文,似非有意传奇之体”[11],人物形象的扁平化、脸谱化,表明了晚期唐传奇艺术价值大不如前,这是唐传奇衰落的表现之一。
《唐人小说》
《灵应传》中的九娘子亦是从一而终的烈女子。《灵应传》述泾州东二十里善女湫神九娘子,夫死寡居。父普济王逼其再嫁而不从,纵容湫神朝那领兵相逼,九娘子求救于泾州节度使周宝,得二千亡卒相助,生擒朝那。
《灵应传》九娘子颇类《柳毅》,因此汪辟疆《唐人小说》将其附于《柳毅》篇后。但九娘子性格刚烈,寡居不嫁,恪守礼教,颇异于《柳毅》之龙女。
总之,唐传奇衰落之后,人物形象单薄,他们大多性格单一,忠于爱情,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最终与意中人团圆,典型的好人全好。在后期的作品中再难找到如唐传奇爱情故事兴盛时期那种性格复杂、形象丰满的主人公形象。
唐传奇爱情故事在晚唐发生了嬗变,“正邪两赋”的人物形象消失的原因何在?
首先,晚唐士族地位提高、礼法意识抬头,人物形象“正”而不“邪”。唐代士族地位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初唐士族受到抑制。
《唐人传奇》
《新唐书李义府传》载义府奏请焚烧《氏族志》。唐太宗《刊正氏族诏》载“燕赵右姓”与“齐韩旧族”“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14]80,随着谱系重修,士族逐渐失势,其维系之礼法遭到破坏。随着科举制盛行,进士逐渐得势,浮华之风盛行。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一载:“自天宝以来,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沈(沉)酣昼夜,优杂子女,不愧左右。”[15]。贞元之末,此风尤盛,礼法荡然,正如杜牧《感怀诗》所云:“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16]裴度、元稹、白居易等人都有狎妓经历。但至晚唐,礼法意识日渐抬头,甚至出现了“女人祸水论”。
《唐语林》卷七载宣宗怕自己把持不住,赐死越守尝进女乐之绝色者,矫枉过正竟至滥杀无辜[17]-。礼法对士人约束渐紧,温庭筠即因狎妓而声名扫地、屡试不中(《旧唐书温庭筠传》)。
晚唐士子不敢抗礼寻找婚外恋情,如房千里入京求仕不敢携妓以往(《杨娼传》)。《北里志》载咸通、乾符间士子孙棨与妓女福娘相好,但福娘问及孙棨是否有意,孙棨答曰:“泥中莲子虽无染,移入家园未得无。”[18]。
其次,晚唐淫艳文风遭叱,唐传奇爱情故事精神消失。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不满元白诗风“纤艳不逞”和“淫言媟语”,痛斥其如流毒一样“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遗憾“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14]。
因为白诗多艳情色彩,李商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并序》竟然只字未提白居易诗文[14]-。韩偓《香奁集自序》担忧他人“责其不经”[14]。中唐爱情传奇叙述的多是违背礼教的婚外艳情,与元白淫艳诗风精神相通。
《唐传奇新探》
晚唐对元白诗风的抵制即是对有悖于礼教的爱情传奇精神的抵制,“正邪两赋”的人物形象消失,人物性格变得单一,其行事完全符合礼教规范,如《杨娼传》之杨娼、《灵应传》之九娘子,唐传奇爱情故事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最后,唐传奇中像杨娼和九娘子这种恪守礼教、从一而终的爱情女主人公的出现,还与晚唐忠謇于朝之文学思想相一致。晚唐藩镇割据,唐政权岌岌可危,时代呼唤着节操意识:一臣不事二主,一女不嫁二夫。
陈文新认为《灵应传》宣扬气节,以节妇象征着忠臣,为风雨飘摇的晚唐政权尽忠[13]-。这种解释并非无据,中国诗歌传统中就有比兴象征手法,如屈原的美人香草手法,《离骚》就曾以夫妇比君臣,以夫妇之相谐比君臣之相知。
《虬髯客传》的创作动机也是如此,篇末云:“乃知真人之兴也,由(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11]
黄山寿绘《风尘三侠》
四、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矛盾形象之小说史意义
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矛盾形象对中国小说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小说的主要成就在于塑造不朽的人物形象,唐传奇爱情故事成就高,就在于其人物形象的丰满或“正邪两赋”,如上文所述的任氏、崔莺莺、霍小玉、李娃。这对当代小说创作也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1.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矛盾形象对古代小说的正面影响
到了唐传奇,中国小说文体开始走向成熟,唐传奇作为成熟的小说文体,必定受到后世小说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