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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川岛芳子失败,少年身陷圄囵,对敌大笑家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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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叶于良接受了组织安排的一项重要任务:刺杀日军女间谍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是清末肃亲王善耆的第14位女儿,全名为爱新觉罗.显玗,曾替日本人长期做间谍,被称为东方魔女的“男装女谍”,参与过“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等重大秘密活动,并亲自导演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及营救秋鸿皇后等臭名昭著的卖国活动,深受到特务头子田中隆吉、土肥原贤二等的赏识,她还组织定国军骑兵团,不遗余力地为日本侵略军效鹰犬之力。

如果枪杀这样一位恶名昭著的女魔头成功,对日本侵略主义者的警示作用匪浅。

抗团选择在年初、川岛芳子40岁生日那天下手。

那天,川岛芳子包下了位于六部口北端、当时北平最华丽的剧场新新戏楼过生日。

晚上,为体现“与民同乐”,川岛芳子只包下戏院楼上座位,而楼下则照常卖票。

台上演出的主角是京剧老生言菊朋及其次女言慧珠,捧场的人很多,可以说是座无虚席,热闹非凡。

叶于良和李振英买票进入戏院,坐在前排,回头就可遥对楼上川岛芳子的包厢。

戏开锣了好一会,川岛芳子才出现,她身着男士长袍马褂,戴墨镜,前呼后拥地上楼坐在正中。

考虑到人太多,不好下手,李振英和叶于良商议,不如等戏散场时再趁乱下手。

“结果还没散戏,她先走了,后面还跟着十来个保镖。我们就追,出来一看她上汽车跑了,刺杀失败。”述说刺杀川岛芳子的经过时,说到这儿,叶于良老人的语气中充满了无尽遗憾。年8月,叶于良还和李振英计划刺杀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司令官,他们从河南运进来4个手榴弹,就搁在叶于良家里。

老人同样遗憾地说:“手榴弹怎么用,日本司令官的行走路线如何,我们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如何刺杀爆破。但是这票没有做成,就被抓起来了。”

这个时候,由日军华北方面军特高课、北平宪兵队牵头,日军已经展开了针对抗日杀奸团的围捕行动。

年8月7日午夜后,日本宪兵队包围北平受璧胡同(今西四北四条)甲12号(老门牌)冯运修的家,枪战中,冯运修身中数弹,8月8医院(今医院白塔寺分部)。

8月7日天明后,日本宪兵便逮捕了李振英、叶于良,关押在北平炮局监狱西院,伪河北省第一监狱外寄人犯临时收容所。

刚开始,叶于良被关在住着二十几人的大监房。

日本人要求里面的每个犯人都必须盘腿或跪着面墙而坐,不能说话交流,上午九十点和下午四五点吃饭,每天只吃两顿,晚上就直接睡在砖地上,每人发两条脏兮兮的毯子,上面有数不清的虱子,因为要盖这样的毯子,很多人染上疥疮,天亮时有人敲梆子喊起床,谁要不按要求起来就会被巡逻的人用刀背打。

后来,叶于良和被抓的同伴被带到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在伪警察局特务课、北大红楼日本宪兵队、狮子胡同的炮局多次过堂。

如今,老人的左胳膊上仍隐约可见当时被烙铁烫的痕迹,“还有压杠子,让你跪着,用木棍压你腿。”

面对惨无人道的折磨,叶于良硬是咬紧牙关挺了过来,没有供出一个同伴。

叶于良回忆说:“那会儿也许是太年轻吧,不知道什么叫恐惧,就这一条命,牺牲就牺牲了,无所谓。日本宪兵问我:‘你兄弟几个?’我说:‘九个。’他开玩笑似的说:‘九个,死一个没关系,还有八个。’我也笑,说:‘死就死吧。兄弟九个,死我一个没关系。’”

有一个日本翻译经常找犯人谈话,了解他们在监狱的生活情况、思想表现以及对日本的看法。

某天,翻译找到叶于良,先说自己是在中国的大学读的书,知道中国人的儒家思想讲忠孝,他对叶于良说:“你们中国人不是说百事孝为先吗?你们抗日是不孝,让家人担心你们犯这样的错误,就是不孝顺父母。”

叶于良怒目而视,答道:“百事孝为先是没错,但是自古也有忠孝难两全的说法,国难当头,我只有选择忠于国家!”

看守是个中国人,看叶于良态度强硬,生怕他吃亏,劝他低头,说:“你这样说话,一旦激怒了日本人会被拉出去枪毙的。”

叶于良对看守说:“抗日就是对的,我是抗日,怕什么?”

日本翻译狡辩说:“日本不是来侵略的,是英美侵略中国,日本是来解救中国,你们不应该抗日。”

叶于良听了,气得一蹦三尺高,指责他说:“日本是侵略中国,从前英美侵略你们的时候,你们反对英美该不该罚?你们日本侵略我们,我们反抗该不该罚?!”

翻译坚持说道:“我们没侵略,我们是拯救你们,你们中国是小孩,我们日本是大人,你们小孩子不行的,我们大人得保护你们反对英美的侵略。”

叶于良反驳道:“你们是反对侵略吗?!那日本为什么把兵派到中国,把中国的资源都运往日本?!这叫帮助吗?这叫掠夺!”

年初,叶于良被判了无期徒刑。他记得判决时,检察官吼叫着:“你们这群乳臭未干的小孩懂什么?中日是东亚共荣,你们都被骗去抗日了。”

在这个检察官看来,叶于良不过一个乳臭未干、稚气未脱的半大小孩,哪里懂得什么家国大事?他根本想象不出叶于良持枪锄奸、喋血街头的情景。

而对于敌人的判决和吼叫,叶于良并不害怕,他说:“虽然判了终身监禁,但我坚信这牢坐不了一辈子。”

在监狱期间,叶于良和家人利用每周送东西的机会,互相传递信息,了解外面的情况。

“当时监狱里面很复杂,我们是无党无派的,里面还有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大家见面还都是宣传抗日,偷偷看政治书籍。因为有中国人看守,就好办点,给钱,他就可以给你带书和信。”老人回忆狱中非人生活,“那时候监狱伙食太差了,常饿死人。我家里还送点饭,有的家里没人的,就得吃麸皮。有些人支持不住就病死了,差不多天天都有人死。”

那几年里,叶于良每天的生活,除了吃饭、睡觉,基本就是被要求面壁。“不过监狱的看守是中国人,管得相对松些。有时我买通他们,能带给我一点书看。”

日子一天天单调地重复着,一晃过了五年。

“年8月10日,我们提前听到风声说日本战败,真到15日天皇宣布投降时,监狱整个炸锅了,连看守所长也欢呼,我骂他‘你个汉奸跟着高兴啥’,之后他怕被打,锁了大门跑了,但日军还架着机关枪在外看守。一想我们都胜利了,这时候硬拼送命不值得,所以再忍忍。一直等到9月3日,日本人才开门放我们出来。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了。所以我们把9月3日这一天,算作抗日纪念胜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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